继电器输出模块 1769-OB16P 高负载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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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发生着全方位、革命性的变化，产业数字化便是显著的表现之一。当前，产业数字化不断深入发展，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了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经济相比，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如何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

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从产业数字化的总体统计来看，产业数字化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在经济社会中的贡献水平不断提升。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1.2%。其中，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相较而言，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仅为19.1%，占GDP的比重仅为7.3%。产业数字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在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各地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

■从省级层面来看，广东产业数字化发展处于全国地位，整体规模近3.5万亿元。此外，江苏、山东、浙江等地产业数字化规模也处于前列，整体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仍有近半数地区产业数字化规模不足1万亿元，与前述省份规模相比差距较大。

■从占GDP比重来看，上海的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整体GDP的比重达45.1%，福建、浙江、天津、北京等地区占比近40%，山东、湖北、辽宁、重庆、广东、河北等地区均超过30%，而其余省份占比均未超过30%。

从产业数字化的分行业统计和描述来看，三次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整体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9%、21.0%和40.7%，约为1:2:4，同比分别增长0.7、1.6和2.9个百分点。大量企业利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得到稳步提升。而得益于我国强大的消费市场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从产业数字化的企业层面统计来看，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且更加专注于细分领域。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0）》，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程度方面，处于探索阶段的占比为89%，处于践行阶段的占比为8%，而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占比仅为3%。整体而言，我国中小企业还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探索阶段。此外，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专注于细分市场，更强调化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能力。

从产业数字化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产业数字化占比位居列。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4.4%，占GDP比重为43.7%。其中，德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91.3%，中国产业数字化占比为80.9%，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南非、俄罗斯、巴西、挪威等13个国家产业数字化占比超过80%。此外，我国第二三产业渗透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整体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24.1%和43.9%。而中国一二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8.9%、21.0%和40.7%，产业数字化渗透率相对较高，而第二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相较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数字化渗透率较高。其中，德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为24.8%、43.9%和67.9%，而英国分别为29.9%、32.0%和66.1%。

发展趋势

一是数字技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形成了科技驱动的新产业生态，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也因此成为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化经济的重要“连接器”。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传统产业，由原来小范围探索阶段步入规模化应用阶段，提升产业整体绩效。另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较薄弱的传统产业，也将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产业格局、改造产业生态，从而实现弯道超车。

二是产业价值创造突出终端消费者需求导向。数字时代下，终端消费者在商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拥有较高数字技能与素养的数字化消费者广泛参与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并成为连接产业链诸多环节的关键节点，在商品生产创新及商业模式变革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因此，产业数字化价值创造将更多地以终端消费者为导向，通过更加高效、柔性、的营销模式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三是产业组织关系从线性竞争向生态共赢转变。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组织形态不断变革，改变了其原有的线性竞争态势，平台化、共享化、多元化的特征愈加凸显。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数字化生态，使得企业的边界逐渐扩张，从而推动要素资源流动自由化和产业分工精细化，从“效率”和“效能”两方面发挥价值，达到政策、技术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终实现向生态共赢关系的转变。

四是场景化应用引领产业数字化发展新方向。目前，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其在数字城市、数字医疗、数字制造、数字交通、数字制造等方面的落地实施不断推动着新一轮的数字创新，也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的价值。随着数字技术对企业商业流程的重新构建，更多的新需求、新业态将被激活，未来场景化应用也将呈现出深度化等特点，从而推动产业数字化加速落地以及引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五是共建共享共生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关键。产业数字化是一项以共建共享共生为发展关键的长期过程，企业只有通过构建起广泛联盟、合作共赢的跨界多边融合生态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在转型中，处于不同产业领域、不同产业链层级的企业所拥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掌握的数据资源不尽相同，且大多处于割裂状态，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的发展需要。随着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中的渗透融合度不断提升，企业通过共建共享共生代替原有的封闭生态，从而实现跨界融合优化。

面临哪些挑战？

首先是产业数字化产生的不确定性问题。数字化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一是产业数字化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在经历从基于传统的ERP、CRM等企业资源信息系统的信息化管理，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价值体系重构。但数字化转型所构建系统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相较传统产业而言都在增加，因此，在推进数字化的同时也带来不确定性。二是数字化的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高成本和高风险会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终的转型结果。即便转型成功，数字化应用是否能对企业绩效带来提升，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也提升了数字化的不确定性。三是产业数字化对监管带来的不确定性。数字化普遍存在各领域相互融合的特点，而现有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职能设置上主要面向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因此，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带来一定挑战，对监管手段的跟进与更新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是产业数字化产生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业数字化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一是形成特定数字鸿沟。数字经济背景下，参与者要生存和发展，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资源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而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和数据资源的丰富程度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资金和技术基础充足的原生数字企业。传统经济组织受多种因素制约，难以获取相应资源，从而形成发展障碍。二是一些头部企业存在垄断现象。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数字经济存在梅特卡夫法则现象，即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因此，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数字化转型容易形成“赢者通吃”局面，市场结构趋于垄断。三是企业间数字化程度差异较大。据IDC统计，我国目前仍有超过55%的企业尚未完成基础设备数字化改造，并且企业间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超过50%的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尚处于单点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难以产生协同效应。

再次是产业数字化面临的技术壁垒问题。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壁垒阻碍着数字化的进程。一是技术成本难以负担。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技术难以达到数字化的要求，往往都是依赖第三方数字平台整合自身资源。但外部的数据平台难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在使用中存在诸多限制，且使用成本较高，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技术壁垒。二是缺乏对数字化的认知。不少企业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认知还停留在ERP、CRM等传统信息技术的应用阶段，而新兴技术发展迭代速度较快，传统制造企业理解、应用、掌握这些技术存在一定困难。三是缺乏数字化人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缺乏合适的数字化人才。技术人才的缺乏也导致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受阻，加大了企业面临的技术壁垒。

后是产业数字化产生的就业影响。产业数字化对原有的就业形态造成较大冲击。一是数字经济影响传统就业方式。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带来较大影响，如网络购物的兴起对传统零售行业的冲击等。相对于传统经济从业者，新兴数字企业因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明显优势，能够快速，影响传统行业从业者的利益，冲击传统行业的就业。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对低技能人才的需求。数字经济增加了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了高技术人才的就业，提高了技能溢价，但低技能人才就业数显著降低，劳动要素的工资所得不断下降，扩大了高技术人才与低技术人才的收入差距。三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替代劳动。财富在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不平衡，加剧了拥有不同资产人群的财富不平等。尽管人工智能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产出效率，但是技术的替代效应会降低劳动在经济增加值中的份额，从而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四是数字经济会加剧人才的“马太效应”。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差异、人才的受教育程度更是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会使得高质量人才不断向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区域集聚，加剧不同区域在产业数字化上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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